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於民國十七年(1928)至二十六年(1937)間,在河南安陽殷墟進行了十五次發掘。這是中國考古學史和世界考古學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史語所第一代安陽考古學者孜孜不倦、辛勤工作的研究成果,透過出版物素為世人熟知,但其所憑藉賴以完成的個人卻往往隱於幕後,無由審其面貌,亦無由睹其風采。

史語所1930年代在安陽的發掘工作,除了取得豐富的考古材料外,同時留下許多攝影圖像、田野紀錄、工作日誌、公文,以及往來書信等,為當時處於披荊斬棘、開創階段的考古學,提供許多珍貴的歷史紀錄,也是研究當時學術發展,學者風範,乃至人際網絡互動的重要史料。這些史料於當事者的韜光隱晦,不求聞達,多年塵封於史語所檔案中,隨著第一代安陽學者的凋零,逐漸不為外界所知。近來從事學術史研究的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二十世紀中國考古學的萌芽與發展,史語所相關史料也因此得到爬梳。

史語所安陽史料中,最能反映工作情形與參與人員的莫過於當時拍攝的黑白照片。這些珍貴的影像直接展現1930年代安陽考古的各個面貌,也為素來只聞其名的學者以及隱藏於幕後的工作同仁,賦予了鮮活的呈現。本圖錄的出版,除反映現今學界對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發展史的興趣,同時也希望透過歷史照片的出版與流傳,為史語所安陽考古學史增潤更多的人物風采。

本圖錄編輯的旨趣,因此在呈現史語所安陽考古發掘的人、事、時、地,在選材上刻意避開了田野發掘現象紀錄,著重挑選反映當時參與人員工作與生活面貌的照片。所選用的照片大約可歸為以下幾類:視察及參觀人員的留影;發掘同仁合影;工作照;發掘期間生活照;安陽及臨近地區的景致與古蹟。其中前三類為圖錄所收照片的主體。

終其一生、從事安陽考古發掘與研究的石璋如老,曾經回憶到當時攝影器材及底片的昂貴,是以攝影主要用於田野工作、出土現象、以及器物的紀錄,甚少用於其他。由於這樣的選擇,史語所現藏的安陽發掘歷史照片,主要為田野紀錄,人物及生活剪影不免不甚完備。這使得圖錄的編排,僅能從侷限的資料中取材,各發掘季度選用照片的內容與數量因此不平均。必須說明的是,民國十九年,因與河南地方政府協調未果,史語所暫停了殷墟的發掘;民國二十二年春史語所在劉莊及辛村進行發掘,人手不足,也沒有在殷墟進行工作。是以圖錄缺少這兩個田野季度的照片。另外二十二年秋現存的照片均為田野發掘現象紀錄,只有個別的人物與景致照片,只能從簡。

史語所考古學家在殷墟十五次發掘期間,同時在安陽左近進行了許多次調查與考察,除了調查考古遺址分佈外,也對當地的寺廟及古蹟進行了紀錄,如圖錄中收錄的清河寺及龍岩寺造像即是。這些寺廟或毀於兵災,或廢於人禍,多已不存,僅能從歷史照片推想其輝煌,徒留惋惜。另外史語所安陽歷史照片中,也有些捕捉了當時安陽地區的風貌,如安陽八景的洹水橋,洹北的壽安山堂,袁世凱陵墓(即習稱之袁陵)等,可以與今天的安陽市現貌相比較。

由於現存照片的註記不盡完整,並非所有照片都保有具體拍攝時間,而被攝者人名不免亦有佚失,只能從缺。另也有原本註記的人名或有錯誤遺漏,本書編者根據放大的數位化影像,予以訂正補註記。像片登記簿中雖記載有各像片的拍攝者,但因紀錄不全,且有拍攝者即為被攝者的情形,恐傳抄有誤,因不採用。但根據史語所現存的資料,除民國十七及十八年的工作沒有紀錄外,當時曾進行拍攝工作的人包括劉嶼霞、王湘、董作賓、李光宇、劉燿、石璋如、李景聃、尹煥章、祁延霈、梁思永、李永淦等。石璋如在回憶文字中亦曾提及雇用的民工中也有堪任攝影工作者。

史語所考古學者在發掘工作期間,充分利用了1930年代具有的攝影技術與器材。史語所中原考古庫房現藏有早年考古學組及其他各組曾使用的相機,包括1920-1930年代歐美所生產的Ernemann-Werke A.G.、Ica Dres-
den、Zeiss Ikon、E. Leitz Wetzlar D.B.P.等不同廠牌不同型號的相機二十餘臺(參見圖一),可想見當時對攝影設備的購置及保存投入相當心力。

史語所現存當時使用的底片規格則有以下四種:

  • - Agfa-Extrarapid-Platten 13×18 cm玻璃片基黑白底片 (圖二:1)
  • - Agfa-Extrarapid-Platten 9×12 cm玻璃片基黑白底片(圖二:2)
  • - 9×12 cm塑膠片基黑白底片(圖二:3)
  • - 6.4×9 cm塑膠片基黑白底片(圖二:4)

在史語所藏梁思永文件檔案中,還保存了一只當時北平照相行沖洗照片所附的底片封袋(圖三)。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電影攝影機在殷墟考古的使用。梁思永在殷墟第十一次發掘,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八日及九日的工作日記中有以下的記載:
24-5-8 (星期三) 早與濟之(按:即李濟),子衡(按:即郭寶鈞)到工作地視察。濟之帶來電影機,為工作照活動電影 -- 恐怕是中國考古學的第一次。……
24-5-9 (星期四) 在冠帶巷……四點半得王鳳祥送來厚宣函,報告一〇〇四墓室區南道口發現巨型方鼎二(按:即牛鼎、鹿鼎)。與濟之立刻出城奔侯莊工作地。到時已清出…… 在墓中清擺時攝照了活動電影。……

梁思永提及的電影機應即為圖四所示的Ciné-Kodak Model K,16釐米電影拍攝機。史語所現存有1930年代在考古工地拍攝的幾段16釐米電影,主要為殷墟發掘期間拍攝,但也有輝縣琉璃閣工作期間拍攝的片段。本圖錄裡收錄了三段自影片擷取的定格影像。其中圖版117的影片即是梁思永在五月九日日記中所言及的。

這本圖錄的出版也反映了攝影及影像處理技術的演進與日新月異。史語所在國家科學委員會國家型數位典藏計劃的推動下,將所藏中原考古田野資料逐步數位化。其中所藏的玻璃片基與塑膠片基底片,均經高解析度掃描。本圖錄所收錄的照片因此大部份是在中研院數位典藏計劃考古分項的工作下完成數位化後進行排版。個別的影像因底片保存不好,曾經電腦軟體修補。另外部分影像因僅存沖洗之照片,底片已失,圖錄所收,是直接自照片掃描,清晰度相對較低。

這本圖錄的完成有賴許多人投入的心力。史語所中原考古庫房林玉雲提供了許多作業上的協助,為圖錄的完成鋪墊了基礎;數位典藏計劃溫子軍、符文鳳協助影像資料的彙整與處理;丁瑞茂、吳秀玲、陳佳翎進行了鉅細靡遺的校對,為圖錄出版做了把關;賴淑麗、楊永寶、施汝瑛、楊德禎、范子嵐提供許多事務上的協助;陳其煇針對印刷作業,提供了許多專業的指導;史語所會計室蘇素雲更為本圖錄出版經費反覆奔波。有了他們的努力,這本圖錄才得以順利出版,因藉此特別致謝。另外楊璟嘉曾協助了部分文字資料的整理,也一併致謝。圖錄的誤謬與缺失自當由編者承擔。

編者 李永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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